受疫情影響，德國電視一台和二台將從德國美因茨市的一個播放室里報道北京冬奧會賽事。但它們仍然有駐華記者直接從北京進行報道。其中一位女記者塔瑪拉安東尼（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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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響，德國電視一台和二台將從德國美因茨市的一個播放室里報道北京冬奧會賽事。但它們仍然有駐華記者直接從北京進行報道。其中一位女記者塔瑪拉安東尼（Tamara Anthony）在德國《焦點》周刊發表的一個採訪中，談到了她在中國報道冬奧會面臨的挑戰。
在問到在中國遇到什麼樣的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時，塔瑪拉安東尼回答說：“很多人害怕接受我們的採訪。這很有道理。很多人在接受採訪後，警察會給他們打電話或找上門來。如果他們說了一些批評的話，可能會帶來大麻煩，甚至入獄。“尋釁滋事”是一種刑事犯罪，用來對付那些思想不同的人。所以，我總是要考慮，接受採訪者的風險有多大以及這個人是否自己能夠估量接受採訪的後果。”
在問到她本人是否受到恐嚇時，她回答說：“我本人受到監視和跟蹤。很明顯，我們的手機被竊聽了。採訪對象經常被提前警告不要接受我們的採訪。在許多拍攝旅行中，一輛汽車一直在我們身後行駛。當我們要採訪時，這些“看護人”就會介入。在酒店，他們甚至就住在隔壁房間里。這裡最喜歡的是，我們的所有拍攝日期都得到政府的批准，然後，我們和這些看護人一起進行採訪。”
她還說，“抗疫經常被用作禁止採訪的借口。比如我們想採訪奧運場館周邊的農民，警察就以此為由阻止了我們的採訪。不管誰要通過哪條線路去滑雪場，也都必須登記。現在我已經能夠認出滑雪區的一些國家委派的看護人。他們已經在火車站等着我。他們整天跟着我，不讓我進行採訪。”
在與中國員工的合作上，德方也受到控制。安東尼說：“我們不允許直接僱用我們的中國員工。我們可以申請聘用，然後該人將由中國外交部和國家安全部進行審查篩選。如果此人被錄取，他們將受雇於中國外交部並借給我們。近年來，這個審查過程變得更為嚴格和冗長。我們不能讓當地員工參與敏感話題。有一次，我就只好帶着打印好的中文提問去採訪。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手機上的翻譯應用程序也無濟於事，因為涉及敏感採訪時，我不能隨身攜帶手機，否則會被定位。”
受疫情影響，德國電視一台和二台將從德國美因茨市的一個播放室里報道北京冬奧會賽事。但它們仍然有駐華記者直接從北京進行報道。其中一位女記者塔……
